生平简介
胡愈之（1896年—1986年），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浙江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
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人物生平
1910年，毕业于县高等小学堂。
1911年，以县试第一名考入绍兴府中学堂。
1912年，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
1913年，师从绍兴名宿薛朗轩学古文。
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练习生，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文章。翌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发表著评文章。
1919年，胡愈之在上海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五卅”运动中，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次日，起草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7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后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
1931年初回国途中访问莫斯科，写了《莫斯科印象记》。
书名:胡愈之
“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先后筹办《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杂志。
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组织编译出版了E·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
1938年在武汉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桂林出版《国民公论》半月刊，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帮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后流亡苏门答腊。抗战胜利后他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词典计划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他对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上。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毕生廉洁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称模范。
胡氏年表
1920年——与茅盾、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
1921年——创办上虞第一份报纸《上虞声》，寄回上虞发行，在家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5年——编辑出版《公理日报》，并在《东方杂志》发表长文《五卅事件纪实》，声援五卅运动。
1926年——支持创办《新女性》杂志与开明书店
1928年——因遭反动派忌恨，以《东方杂志》驻欧洲特约记者身份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攻读国际法，并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同时入新闻学校学习新闻学。留法期间，曾利用假期，游历考察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国。
胡愈之（中）与毛主席
1931年——在返国途中对苏联进行访问，回国后著《莫斯科印象记》，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成就。“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主编复刊后的《东方杂志》，宣传抗日救国，又与邹韬奋一起主持著名的《生活周刊》，推动创办生活书店。
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
1933年——应鲁迅之邀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筹划创办《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等进步刊物，主编《世界知识》，成为进步工作者重要的革命文化阵地。
1935年——与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救国会，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1936年，受党组织派遣，离港经法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11月，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担负起营救“七君子”的组织工作，与宋庆龄、何香凝赴苏州，以“爱国有罪，自请入狱”抗议国民党暴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委和宣传部长，利用这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积极促成《救亡日报》创刊，并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为党开辟了向国外宣传的新闻机构。上海陷落后，仍在租界里继续出版《团结》、《集纳》、《译报》等刊物，向国内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翻译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编辑出版《鲁迅全集》20卷。
胡愈之（左二）与宋庆龄（右）、鲁迅（左）
1938年——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武汉沦陷后，奉周恩来指派赴桂林，出版《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创办文化供应站，出任董事和编辑部主任。
1940年——遵周恩来意见离香港到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应聘任陈嘉庚办的《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在苏门答腊避难期间，进行印度尼西亚语研究。抗战胜利后，回到新加坡创办新南洋出版社，主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杂志，在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和领导了南洋的“民盟”支部，发展了党在侨胞中的统战工作。
1948年——从南洋回国，辗转到达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胡愈之（右）与邓小平
1955年——元旦，胡愈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
1957年——7月10日，胡愈之在会议上以《章罗联盟的透视》为题发言。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愈之的发言稿。
1960年——为纪念商务创立六十五年，胡愈之来馆讲馆史。
1979年——9月27日，胡愈之同叶圣陶在观看新出版的《辞源》修订本。
1982年——与楚图南、巴金、谢冰心、叶圣陶、夏衍等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
1984年——在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被授予最高荣誉称号“名誉监事”。
1985年——6月，参加上虞县委、县政府在北京召开的虞籍人士座谈会，支持家乡建设与修志工作。
1986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
学术成就
胡愈之（左）与叶圣陶（右）
早在30年代他就主张文字走拼音化的道路。他的《关于大众语文》（《独立评论》1934年第109期）一文，阐明了他对大众语文的看法：“‘大众语’应解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大众语文一定是接近口语的。”1935年，他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宣言上签名，拥护拉丁化新文字。他在《“五四”与文字改革》（《新文字半月刊》1951年第68期）一文中肯定了五四运动打败了文言文、建立了白话文的新阵地的功绩，提出汉字的存废问题，并辩证地提出“文字和一般的精神生活的方式相同，不能用命令来废除，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加以改造，一定只有通过长期的逐渐改造的过程，到最后才能完全废除旧的，建立新的。”
1955年元旦，胡愈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详细论证了横排横写的好处：科学，合乎人的生理要求，节约纸张，便于标题、插图、表格、算式等的排版。在《让文字改革工作向前大大跨一步》（《语文知识》1956年第3期）一文中，他阐述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语言与社会生活不可分离，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也是社会斗争的武器，时代需要有一种共同语言，而普通话就是客观上已经存在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推广普通话是加强汉民族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的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措施，是适应全国人民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的迫切的政治任务。他号召全社会支持、宣传、提倡普通话。在世界语运动方面，他是中外闻名的活动家，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领导者，他积极从事世界语的学习、传播、组织、领导的工作，并撰文《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语文》1937年第2卷第2期）、《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15期）、《世界语四十年》（《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22期）、《纪念国际语理论家柴门霍夫》（《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9日）等，热情宣传世界语的理想与目的，并详细介绍了世界语结构的11种特征及其在语言学上的价值。胡愈之的著作还有《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
为毛泽东献策
胡愈之
1938年5月，胡愈之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四十年代到新加坡后，曾协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48年夏天，胡愈之从香港到大连，准备由大连转到华北解放区。那时李一氓正在大连主持工作，接待了他。有一天，两个人谈起了当时的战局。他对李一氓说：“毛泽东同志估计的胜利时间从现在起还要两年，在我看来，胜利时间不要两年。”“你是怎么估计的？”李一氓问。胡愈之胸有成竹地分析道：“除军事形势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了，经济也崩溃，因而人心亦崩溃了。你们没有看见在国民党区域不论哪一个阶层，都希望解放军胜利，希望蒋介石垮台。”
经他这一说，李一氓不禁大为欣喜，连声说：“你这个看法有道理，我完全相信。”本来，李一氓是想等有方便的人同路时，陪送胡愈之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平山县去的，现在听了胡愈之的见解，便立刻报告了旅大区党委，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建议应该马上送胡愈之去平山县。经过旅大区党委的研究，他们就专门为胡愈之组织了一次交通和护送。在胡愈之即将离开大连时，李一氓还向他提醒：“到了平山后，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看法告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
胡愈之到了平山县不久，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胡愈之遵照李一氓所叮嘱的话，就把自己对战局的看法坦率地说给毛泽东听。毛泽东对胡愈之的看法也很重视。随后就与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研究。毛泽东吸取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国共双方的军事形势，作了更为准确的分析，在1948年11月14日又写成《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对自己原先的估计进行了更改。他在文章中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949年9月，在胡愈之等人的筹办下，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毛泽东在胡愈之和陆定一的陪同下，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毛泽东并为会议题了字——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胡愈之当时是出版总署的第一任署长，他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全国出版事业概况》的报告。
早在三十年代，胡愈之曾为开明书店主编过大型的国内外报刊文选杂志《月报》，但出了7期就停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愈之创办了文摘刊物《新华月报》。他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请他为《新华月报》题词。毛泽东接读了胡愈之的信，欣然命笔，作了题词。而胡愈之则亲自作了一篇代发刊词，题目为——《人民新历史的开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胡愈之虽然自己也处在逆境之中，但他还是处处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他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有看法，便忧心忡忡地约杨东纯、周世钊3人联合上书给毛泽东，要求毛泽东接见他们，他们有话要说。毛泽东那时一般不轻易接见人，但看了他们的信，还派人来与胡愈之他们3人谈话。胡愈之、杨东纯、周世钊3人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以很诚挚、很沉痛的心情和态度，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进言。胡愈之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问题，杨东纯谈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谈的是教育问题。一个半天没谈完，又加了一个半天再谈，他们整整谈了两个半天。
毛泽东所派来的人，对胡愈之他们3人所谈的话都作了详细记录，回去以后也上报了，却没有结果。
然而，胡愈之这种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胡愈之也没因此而灰心，仍处处关心同志，仗义执言。如茅盾当时无人过问，他就去看望他，并利用一切机会去反映他的正当要求；冯雪峰去世后，“四人帮”的大小喽罗不准开追悼会，在最初的治丧方案中，甚至不许称呼“冯雪峰同志”，他深抱不平，到处奔走呼吁，总算为当时举行的告别仪式争得了准用“冯雪峰同志”的名义。
莫斯科奇遇记
1956年鲜花盛开的5月，中国出版署署长胡愈之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苏联。一天黄昏，胡愈之在莫斯科一家民族饭店前散步，一位衣襟上戴着世界语徽章的苏联中年人向他走来。这位中年人很有礼貌地用世界语询问他是否在1931年到过莫斯科？是否叫胡愈之？胡愈之肯定答复后，只见那位苏联中年人惊喜地说：“胡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当年接待过您的尼古拉·雷蒂可夫。”
这次见面隔了25年。
1928年，胡愈之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流亡到法国，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途径莫斯科。1931年，他在莫斯科逗留考察了7天，受到了尼古拉、德列辛等莫斯科青年世界语者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在莫斯科短短的日子里，胡愈之和尼古拉、德列辛等苏联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他写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书，在此书中提到了尼古拉、德列辛等5位苏联青年世界语朋友。
那次见面分别7年后，1938年3月21日深夜，尼古拉突然被秘密警察带走。当时他以为被派去做翻译，直到被投进莫斯科郊区的一所监狱，才知道自己被逮捕了。尼古拉和其他的莫斯科世界语者一样，被定为“国际间谍”。4个月后，尼古拉被送到远东的海参崴，其后被流放到柯里玛。1955年11月，尼古拉被释放回到故乡莫斯科。第二年，他通过报刊得知胡愈之来苏访问，于是先后到几家大饭店寻找，终于得见老朋友胡愈之。两人畅谈友情，道不尽重逢的欢乐……
策划出版
胡愈之策划出版三农图书的具体做法
1．要求编辑干部下农村蹲点，推行编者、作者、读者三结合的编辑方法
2．亲自下到农村调查，采编适合他们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稿件
胡愈之作为新中国出版业的奠基者、领导者，不仅要求农村读物的编辑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采编稿件，而且身体力行，深入农村第一线，调查农民需求。20世纪60年代初，他亲自到农村读物出版社蹲点，下决心为全国5亿农民编一本新年历，取名为《东方红》。他设想这本新历书须具备五个特点：全、新、实用、通俗、及时，使之成为一本“凡事不求人”式的新年历。新历书《东方红》从拟定选题、组稿到编排，从内容、形式、封面设计到插图，无不凝聚着胡愈之的心血。为编好这本书，1965年3月，胡愈之亲自带领编辑同志赴浙江、湖南作调查，采编稿件。《东方红》于1966年1月出版，由于内容十分贴近农民生活，丰富、实用，编排新颖、图文并茂，发行后深受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高达一百几十万册。
第一本《东方红》出版以后，为了了解该书出版后的效果并为修订再版作准备，他带领部分编辑人员到浙江、湖南农村做调查研究。临出发前，他向同行人员约法三章，其中一条要求大家“要一直下到生产队，住到农民家里，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参加村里的文化和科技活动，组稿编稿”[3]。此次调查时，胡愈之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坚持深入第一线调查了解情况，不但现场组稿，而且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对《东方红》的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的修改意见，如中国幅员辽阔，农业生产的地方性很强，农业生产知识由北京统一编稿，很难适应不同自然条件下农村地区的实际需要，他提出了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需要出版《东方红》华北版、西北版、华南版等不同版本的设想。遗憾的是这些设想因为不久之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而化为泡影。一直到1973年，人民出版社才重新出版《东方红》。读者尧阳收藏了一本1978年出版发行的《东方红》，据他介绍，“这本书真的是面向当时的农村、农民、农业，从这些目录里面，可以看到当时农村文化的影子。大至政策解读，小至食物中毒防治、妇女节育环使用、新生儿护理、地震知识介绍及现场救护，还有怎么吃中药、种好水稻、小麦田间估产、巧算地积法等等，可以说在书中都囊括了。所言之事均关乎农民的日常生活，内容包罗农村的方方面面，是一本真正面向农村、关注农业的书。它的发行时间在每年春节前后，过年的时候，人们在置办年货的同时就会顺便买上一本。由此可见，通过实际调查而诞生的《东方红》在内容、阅读习惯等方面与广大农村读者的需要是颇为贴近的，受到农民的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3．集中全国出版资源，以极低的定价推出大量“农村版”图书
胡愈之策划出版三农图书对今天的启示
1．当前三农图书出版中的两大缺憾
2．三农图书的策划创意应该源于农家与田野
综上所述，胡愈之所处时代交通不如现在发达，信息不如现在这样畅通，可他能够掌握广大农村居民需要什么样的读物；胡愈之所处时代印刷技术不发达，纸张也很紧缺，可他能够做到农村读物从内容到形式的完美结合，保证农村读者的阅读需求；胡愈之所处时代没有农家书屋作为平台，可他依然在为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而努力；胡愈之所处时代尚属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代，没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大好环境支持，可他仍然能使全国在1964年年出版量仅2万种左右的情况下，保持农村读物的出版量达1700多种……这一切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只要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农业，走进今天的新农村，走近新时代的农民，就一定能够做好三农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