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原上海基地副参谋长鲍奇逝世，曾作为机要人员参加长津湖战役

鲍奇和妻子程世萍在朝鲜战场上的珍贵留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1952年，鲍奇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优秀代表参加归国报告团，在北京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2015年9月3日，鲍奇又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3年，鲍奇被聘为上海永福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的荣誉馆长，积极参加纪念馆的各项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鲍奇曾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场长津湖战役。

《解放日报》去年10月曾刊文介绍，故事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抗日战争爆发时，正在上海读中学的鲍奇受到党的感召，来不及向家人告别，毅然北上参军。待到多年后革命胜利，鲍奇再回到家乡时，发现家中居然已经摆上了自己的灵牌。见到失踪多年的儿子，鲍家父母欣喜若狂。

然而，还未来得及与亲人好好团聚，鲍奇又一次不辞而别，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开赴朝鲜。“我们坐着闷罐火车一路向北，谁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人人心里都明白，祖国需要我们。”

1950年11月27日，朝鲜长津湖，大雪纷飞，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四十度。叫嚣着“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美军主力部队闯入志愿军伏击圈。“当时，我们入朝时间紧迫，战士们身上只穿着从南方带去的薄棉衣。那是真冷啊！许多人冷得失去知觉，耳朵用手一摸就掉了；大家怕炊烟引来敌人，就吃干粮，遇到补给跟不上，水都没有，只能扒一口雪、吃一口干粮；许多战士被冻伤，甚至冻死在那里……”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鲍奇所在的志愿军第9兵团，与装备着最现代化武器的美军第10军展开激战。

上观新闻此前曾刊发了鲍奇回忆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细节。他回忆：1950年10月，我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到朝鲜后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

鲍奇回忆道：关于我们当时的行军路线，有一个我后来才知道的秘密。我爱人也是一名机要战线的战士，而我所在的部队什么时候离开上海，什么时候到达山东曲阜，什么时候从曲阜出发到沈阳，怎样进入朝鲜，都是由我爱人翻译电报密发的。电报上注明“指人译”，就是指这个电报必须由指定的人翻译。我爱人就是那个被指定译报的人，所以她是第一个知道我所在的部队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人，不过，由于对外是绝密，当时连我这个男朋友都不能告诉。

1950年11月，我们志愿军第9兵团悄悄迅速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长津湖地区。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密，道路狭小，人烟稀少。当年又逢50年不遇严冬，夜间最低温度接近零下40摄氏度。

鲍奇回忆道：当时的作战任务异常艰巨，埋伏的部队战士很多冻伤、冻死，也有机要人员被冻成重伤甚至牺牲。那时，我直接负责特殊首长之间情报的上传下达。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和险恶的处境，作为机要人员，我深感身份地位特殊，担负使命重要。面对敌机随时投下的炸弹，面对致命的严寒酷冷，我24小时不休息，密码随到随译，沉稳熟练，准确无误，一道道作战命令从指挥中枢得以及时传达到作战一线，在密码通信这个隐蔽的战场上，完成了保家卫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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